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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線閱讀《莫言批判》

來源:嘉人網(wǎng) 編輯:Faith
導讀:折磨了中國作家數(shù)十年的“諾貝爾文學獎”夢想,就這樣再次以令人愕然的方式變成了現(xiàn)實?!爸Z獎”終于在頒給曾經(jīng)是中國人的中國人之后,再次頒給了現(xiàn)在仍然是中國人的中國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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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思想和無深度,也是莫言寫作的一個致命問題。在2005年的那次演講中,莫言這樣談到了自己對“思想”的理解:“我認為一個作家如果思想太過強大,也就是說他在寫一部小說的時候,想得太過明白,這部小說的藝術(shù)價值會大打折扣。因為作家在理性力量太過強大的時候,感性力量勢必受到影響。小說如果沒有感覺的話,勢必會干巴巴的。”這里的判斷其實是很靠不住的。因為,在長篇小說敘事里,“思想”具有決定性的意義,沒有思想的敘事,必然是淺薄而混亂的敘事,也就是說,在小說的世界里,“思想”與“感覺”、“理性力量”與“感性力量”,從來就不是冰炭不可同器的對立關(guān)系,而是相得益彰的同一關(guān)系。在真正的文學大師那里,感覺是滲透了思想力量的感覺,而思想則是充滿感覺血肉的思想,——他們既是理性的“善思”的思想家,也是感性的“善感”的詩人。

由于排斥“思想”,莫言的文學思想與小說作品的主題,往往具有淺薄與破碎的特點。莫言曾在《天堂蒜薹之歌》初版的卷首,杜撰了一段斯大林語錄:“小說家總是想遠離政治,小說卻自己逼近了政治。小說家總是想關(guān)心人的命運,卻忘了關(guān)心自己的命運。這就是他們的悲劇所在。”他夢中聽到的“斯大林”的這一通高論宏議,給人一種文理不通、莫名其妙的印象。“小說”作為一個客體的自在之物,怎么可能自己“逼近了政治”呢?為什么關(guān)心“人的命運”與關(guān)心“自己的命運”,竟然是一種對立關(guān)系而不是同一關(guān)系呢?在這里,莫言顯然缺乏一種徹底而坦率的精神;他完全曲解了小說家的主體責任:應(yīng)該有所為的是人,而不是物;偉大的小說家應(yīng)該勇敢地關(guān)心人類的命運,而不是僅僅關(guān)心“自己”的利害得失。所以,這句話似乎應(yīng)該這樣說:“小說家總是想遠離政治,政治卻自己逼近了小說。小說家總是關(guān)心自己的命運,卻忘了想關(guān)心人的命運。這就是他們的悲劇所在?”這樣來表達小說家的“悲劇”是不是會更準確一些呢?是不是顯得更有“思想”一點呢?

一個作家固然應(yīng)該對世界和生活抱著多元和包容的態(tài)度,應(yīng)該給一切可能性的意義探索和價值的生成留下空間,但是,他不能是一個放棄原則和立場的相對主義者。他必須有自己對善惡、是非、真假的基本態(tài)度和鮮明立場,必須確立一種更可靠、更具有真理性的價值體系,否則,他的寫作就將成為一種游戲化的寫作,成為一種缺乏意義感和內(nèi)在深度的寫作。然而,莫言的寫作似乎缺乏一種穩(wěn)定的價值基礎(chǔ),缺乏博大而深刻的意義世界。在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泛濫的語境里,他無力建構(gòu)一個批判性的敘事世界和積極的價值體系。他接受相對主義,認為面對吊詭的歷史,“很難分出誰是誰非”,而文學敘事面對“歷史現(xiàn)實”,也必然是無能為力的,所以,“把小說中的歷史與真實的歷史進行比較的批評,是類似于堂吉訶德對著風車作戰(zhàn)的行為,批評者自以為神圣無比,旁觀者卻在一邊竊笑”(《高密東北鄉(xiāng)散記——〈豐乳肥臀〉日文版后記》)事實上,小說作為一種還原真相和建構(gòu)意義的行為,本身就是對所謂“真實歷史”的“比較的批評”,是對它的嚴肅的矯正和堂吉訶德式的“作戰(zhàn)”。由于陷入一種嚴重的相對主義迷幻狀態(tài),所以,莫言無力創(chuàng)造和表現(xiàn)那種清晰、有力量的價值圖景,也無法清晰地區(qū)別美丑、雅俗、高下,缺乏一種創(chuàng)造性的審美平衡能力,——他常常單向度地渲染一種情調(diào)和行為,這種渲染雖然能給人留下尖銳而深刻的印象,但也顯得蒼白、空洞甚至無聊。例如,他在《豐乳肥臀》中對戀乳癖的渲染、《紅高粱》和《檀香刑》中對暴力的渲染,就給人一種缺乏價值指向和意義深度的感覺。他說:“我發(fā)現(xiàn)了人類靈魂中丑陋的東西,但我也發(fā)現(xiàn)了丑陋中包含著的美好情愫。對乳房的眷戀到了癡迷的地步,這是一種病態(tài),但變態(tài)的東西從某種意義上來說,往往也是美的極致。”(《高密東北鄉(xiāng)散記——〈豐乳肥臀〉日文版后記》)在“丑陋”中發(fā)現(xiàn)“美好情愫”,這似乎并不容易,就像在冰中發(fā)現(xiàn)火一樣難。盡管某些批評家通過一種不靠譜的“過度詮釋”,肯定了《豐乳肥臀》等作品的“意義”,但是,就莫言小說作品的實際情況來看,“美好情愫”卻非常稀薄。

總之,莫言的創(chuàng)作并沒有達到我們這個時代精神創(chuàng)造的最高點。他的作品缺乏偉大的倫理精神,缺乏足以照亮人心的思想光芒,缺乏諾貝爾在他的遺囑中所說的“理想傾向”。他的寫作固然也表達了他對生活的不滿甚至恨意,但是,在這種常常顯得極端的情緒性反應(yīng)的背后,你看不到多少升華性的力量,反而看到了對性、暴力、戀乳癖等消極心理和行為的渲染。在他的作品的內(nèi)里,總是漫卷乖戾情緒的烏云,總是呼嘯著詭異心理的狂風。他的作品也許不缺乏令人震驚的奇異效果,但是,缺乏豐富而美好的道德詩意,缺乏崇高而偉大的倫理精神,缺乏普遍而健全的人性內(nèi)容。他的獲獎,很大程度上,是“諾獎”評委根據(jù)“象征性文本”誤讀的結(jié)果,——他們從莫言的作品里看到的,是符合自己想象的“中國”“中國人”和“中國文化”,而不是真正的“中國”“中國人”和“中國文化”。

更讓人擔憂的是,由于獲得“諾獎”造成的光暈效應(yīng)(Glittering Generality)和光環(huán)效應(yīng)(Halo Effect)的影響,莫言的戀乳癖和戀污癖的趣味傾向,他的渲染酷虐事象的“嗜血主義”的價值取向,他的極度任性和主觀的寫作模式,有可能給正在成長的青年讀者和正在學習寫作的青年作家?guī)硐麡O的影響,會把他們引到一條很不寬闊平正的文學路途上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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